珠海“不安分”的他，创办多所大学

▲韦氏大宅。来源于魅力香洲

晚清风雨飘摇之际，13岁的韦悫做出了个惊世骇俗的决定——剪掉辫子。那缕青丝的落地，是他对旧时代的勇敢割舍，也是他加入同盟会的“投名状”。两年后，这个尚未成年的少年参与刺杀清朝广州将军凤山的行动。

辛亥革命胜利后，韦悫立志“实业救国”。1914年，乘日本邮轮远赴英国伦敦。为考取大学资格，他先入私立学校专攻英文、物理、数学和法文，四个月后转至苏格兰工业中心格拉斯哥，于1915年2月获格拉斯哥大学入学资格，选学机械工程专业。张应龙教授认为，这一选择与当时国内“勤工俭学运动”的浪潮相呼应，“当年这批留学生怀着重塑国家的理想，不为个人功名，而是为了学习本领拯救中国。”

然而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英德宣战导致学校停课，韦悫辗转赴美，先后进入奥伯林学院和芝加哥大学。 多年的留学经历，让他对“实业救国”产生了动摇：既目睹美国民众务实创新的活力，也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。他逐渐意识到，思想改造与社会科学才是强国根基，遂放弃机械工程，转攻哲学主科与政治学副科，决心走“教育救国”之路。

▲1918年，韦悫获得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文学学士学位。

1920年，韦悫成为芝加哥大学首位获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。芝加哥学派以“实证研究、问题导向、理论创新”为核心的学术传统，深刻影响了韦悫的思想。至此，他的理念已完成从“实业救国”到“教育救国”的关键转型，而这一转变，恰是国际视野与时代需求碰撞的必然结果。

回国后，他追随着孙中山先生的步伐，在革命浪潮中穿梭。枪林弹雨里，他愈发明白：革命是打破旧世界的利器，而教育，是建设新世界的基石。这位从战火中走出的先行者，早已把个人命运系在国家前途的缰绳上，他的国际视野与革命实践，正悄悄为日后的教育探索埋下伏笔。

时代洪流将韦悫推到了新的“战场”。这一次，他收起枪杆，拿起笔头，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向充满希望的校园。彼时的中国，5.5亿同胞中近八成是文盲，教育的荒原亟待开垦。韦悫深知，革命理想终究要落在建设的实处，而教育，正是最坚实的地基。

1928年4月，经蔡元培先生推荐，韦悫担任上海教育局局长。他在就职典礼上强调：“以客观的态度，用科学方法来整顿、改进上海教育。”这句掷地有声的宣言，成为他此后教育实践的准则。

1929年5月，韦悫赴南京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，次年调任上海青年会中学校长。在这里， 他首次将“行验教学法”系统应用于中等教育：打破“文理分科”的固化模式，提出“基础+特长”的培养路径，设置分组的职业选科，让“行动即学习”的理念开始在基础教育领域扎根。

张应龙教授认为，韦悫的“行验教学法”核心是学以致用。“他的教育工作不是为了空谈理论，而是为了‘用’，而‘用’的前提是在行动中学习。”这种理念在当时极具创新性。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，多数学校仍沿用传统私塾的“死记硬背”模式，而韦悫任职的学校因坚持行动与学习结合、注重设备投入，成为上海成绩最优良、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。

1942年9月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韦悫离开上海，赴苏北和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，出任江淮大学校长。这是新四军于抗日期间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主办的一所大学，先后两期，学生120余人。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，他跋涉多地物色教员，说服知识分子穿越封锁线投身教育；在废弃的祠堂、民房里搭建校舍，用土坯砌成课桌；开设军事训练、农业生产、群众工作等课程，让学生既能扛枪参战，又能下地种田、发动群众。

▲韦悫任新四军江淮大学校长期间与儿子韦建业在苏皖边区合影。来源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。

烽火中的课堂，被他视作最生动的救国教材。这所诞生于战火的大学，虽办学条件简陋，却始终践行着“劳动、学习、为人民谋福利”的校训，为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和技术人才。“劳动与学习是手段，为人民谋福利才是教育的目的。”张应龙教授指出，这正是韦悫教育理念的完美体现。

1948年夏天，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，韦悫奉命赴山东潍县筹办华东大学并任校长。短短一年间，学校培养了两千多名青年干部，他们随解放大军南下，在接管城市、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印证了“教育服务时代需求”的办学理念。1950年10月，华东大学教育学院与山东省行政干校合并，组建成山东师范学院（现今的山东师范大学）。1951年3月15日，华东大学正式并入山东大学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二十余年的教育实践化作韦悫改革的底气。任上海副市长时，他从教师工资单改革入手，向基层教育倾斜资源，整合旧式学堂为公立学校，让教育公平的种子在城市扎根。

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后，他坚定推行“行验教学法”，让学生走出课堂，在稻田里学农艺，在机床旁悟机械。有老教师不解：“书本上的知识还没吃透，折腾这些干啥？”韦悫却指着田间劳作的学生笑说：“能让谷子增产的学问，才是真学问。”

▲1950年10月12日，中央人民政府接管辅仁大学，教育部部长马叙伦（左2）、副部长韦悫（右1）、黎俊瑞（左1）与辅仁大学校长陈垣（右2）在辅仁大学门前。（选自《陈垣图谱》）

这份“本土化”坚持，在华侨大学结出了最饱满的果实。1964年，韦悫到福建华侨大学任代理校长，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侨生，他没有套用现成的教学模板，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：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，将全校教员情况列成纲目，做到人各有“户”；时常带着教务人员逐间宿舍走访，侨生吃不惯北方面食，食堂就添了南方窗口；担心学业跟不上，便组织“一对一”辅导小组。

有学生记得，这位老校长常端着杯子、坐着凳子在教室后排听课，遇到学生皱眉时会掏出小本子记下来，课后拉着老师讨论：“是不是讲得太深了？学问要让人听得懂、用得上。”这种“从实际出发”的灵活性，正是其教育实践的核心特点。

▲1965年11月，韦悫（前中）与华侨大学师生合影。

从江淮大学到华东大学，再到和平年代的华侨大学，韦悫的教育实践始终绕不开两个核心：扎根中国，服务人民。他坚信教育不是空中楼阁，必须长在这片土地里，结出滋养国家的果实。

张应龙教授认为，韦悫的教育实践始终紧扣时代需求：在民国时期，他反对简单照搬西方教育制度，坚持吸收世界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，建立本土化大学制度；新中国成立后，作为教育部副部长，他参与构建了初等、中等、高等教育完整体系，到1964年离开教育部时，中国各类教育制度已全面确立；调任华侨大学后，他根据侨校特点与福建经济需求调整专业，为侨乡建设输送了大量实用人才。“这种因时制宜、因地制宜的实践智慧，让韦悫先生的教育探索能够落地生根。”

▲华侨大学校园。图源华侨大学官网

教育的普及，离不开文字的通达。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，扫盲是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役。而横在百姓面前的第一道坎，是那些笔画繁复如迷宫的汉字，“认字”成了比扛锄头更难的事。

▲1953年韦悫、梅美恩夫妇在北京。

早在1919年，韦悫就在美国发表文章探讨“汉字拉丁化”，成为早期推动文字改革的先行者。 1956年5月，他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拼音方案是推广普通话的有利工具》，提出拼音是学习普通话的“拐棍”，光靠口耳相传无法统一标准，必须有记录语音的工具，让人看字能读。

1959年，韦悫再次站到改革前沿，挑起了“让汉字变简单”的重担。他专职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，负责主持日常事务，推动简化汉字、推广普通话、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以及开展全国扫盲等工作。

会议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。桌上堆着各地收集来的600多套简化字提案，韦悫戴着老花镜逐字比对，和专家们争得面红耳赤：“简化不是瞎简化，要守住民族文化根脉，还要好用易学。”文字的统一与简化，不仅关乎国家认同和文化传承，更是教育普及的关键。

方案出台只是开始。他组织人员带着教材下乡，蹲在田埂上对农民说：“以前写‘麵’要画二十多笔，现在写‘面’，几笔就成，咱们也能认字、能写信了！”他组织培训教师，编印通俗课本。 到1964年，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%下降到52%，无数普通人因为这文字的简化，推开了知识的大门。

▲1958年8月4日，周恩来、陈毅接见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代表留影。周恩来、陈毅居中，右九为韦悫，右十为吴玉章。来源于世纪杂志

有人说这是“坏了祖宗的规矩”，韦悫却看得透彻：文字是用来交流的，不是摆着看的。让更多人识字，才能让文化真正走入人民群众，这才是对传统最好的传承。

从翠微村的少年，到革命战场上的战士，再到中国教育的耕耘者和文字改革的推动者，韦悫的一生，始终绕不开“担当”二字。他是革命者，深知破坏之后更要建设；他是教育家，拒绝空谈理论重视实践；他是文字改革者，让文化的火种照进最日常的生活。他的每一次“不安分”，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，都是对理想与信念的坚守。

▲翠微村。图来源于魅力香洲

这份精神，与他的故乡珠海一脉相承。张应龙教授指出， 珠海作为“中国最早走出留学生的地方”，紧邻澳门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“中西文化交汇前沿”，这种“开放、多元、创新”的地域气质，深刻塑造了韦悫的性格。而他的一生，恰是这种气质的生动诠释：留学时吸收西方先进理念，回国后扎根中国实践；“开放进取”的底色从未改变，晚年仍主导华侨大学改革；以“锲而不舍”的精神推动教育与文字革新……

▲李建束/摄

对当代教育而言，他的启示尤为珍贵：主张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警惕照搬外来模式，坚持本土化创新，强调教育要让人用得上。如今，新建成的“珠海留学文化馆”陈列着他的事迹，这份从乡野走出的赤子之心，已融入城市的文化血脉。

青石板路的脚印会被风雨磨平，

但韦悫以教育为犁耕耘的希望、

以文字为刃劈开的光明，

早已在时光里生根发芽。

这位从珠海走出的“大先生”，

用一生诠释了

何为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，

而他播下的教育火种，

正在新时代继续燃烧。

近日，教泽绵长 桃李芬芳——“珠海大先生”历史文化采访报道推出。

南海潮涌，珠江奔流。珠海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，不仅以碧海蓝天闻名，更因教育星火而闪耀。这里走出了一批教育先驱——唐国安、唐有恒、古元……他们以教育为炬，让更多的人看见“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”。

回望百年，珠海大先生留下了一个个教育印记：从唐家湾走出的唐国安，成为清华学堂首任校长，将现代教育火种播撒华夏；农学家唐有恒筹建广东农林试验场及农林传习所，以科学精神耕耘沃土；人民艺术家古元执掌中央美术学院，让艺术教育绽放新芽……

珠海儿女，在风雨如晦的年代，以教育为救国良方，在农业、工业、艺术等领域开枝散叶。他们的身影，构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独特的“珠海群像”。珠海大先生留下的，不仅是学堂建筑和学科体系，更是敢为人先的勇气、兼容并蓄的智慧。这些精神财富，让珠海人民在未来前行的道路上，更有底气、勇气和豪气。

今日珠海，先贤的教育理想正在续写新篇。由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、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，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的“教泽绵长 桃李芬芳——珠海大先生”历史文化采访活动已启动，并举办专家座谈会，系列报道近日推出。“珠海大先生”系列报道将循着历史足迹，致敬先贤风骨，在现实与历史的交汇中传承精神力量，弦歌不辍，薪火相传。

本文指导专家｜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、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张应龙

文｜羊城晚报 张芷瑜

图｜资料图片（除署名外）

编辑｜明敏

责任编辑｜田海

三审｜王近夏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